作者Ann Dominique Morin获奖者

北京奥运会将会受到很多的关注这是不言而喻的。限制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羁押嫌犯、以世界纪录的比例使用死刑，这些都很难与奥林匹克的原则相匹配。这样的场景似乎并不利于“推动社会和平，关注人的尊严，让体育服务于人类的和谐发展”（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二项原则） 。

另一方面，一些人生气的是，奥运会期间要求中国尊重人权的讲话中缺乏文化的相对主义。需要我们提醒“人权是普遍的”吗？不需要，何况在一个全球性的庆祝活动中，人被降级至次于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第二位。

然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一些国家在人权方面没有一个良好的纪录。今后我们必须吸取近几次比赛的教训，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出现类似于刚刚结束的这次庆祝活动。
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一个政府的几句不尊重其公民权利的简单许诺。奥运会应该有它的完整性。

如果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因为对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视若无睹而失去了很多，那么，因为成功地发挥其作为一个以促进人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作用，赋予其成员国更多的优势承办奥运会，它也赢得了很大的信誉。
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任命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其成员之间，承诺改善对本国公民人权的尊重。

作者 Bethany Deshpande
值得一提

我爱奥林匹克运动。我爱一流运动员的精确表现，那些色彩缤纷的服装，和参赛者、教练、运动员家属，甚至他们的崇拜者眼神中表现出的坚定决心。我爱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超人”的能力-他们来自我们的社区，有的认识我们的兄弟，有的是我们的姐妹：他们代表我们正处在我们的最佳时刻。

我们不想展示自己的最佳时刻，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中国人权问题而蒙上了一层阴影。当中国取得奥运会承办权时，中国官员刘淇表示举办奥运会将有益于中国人权进展。

然而，世界看到，奥运会实际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奥运会前夕，许多中国民工被迫离开家园，批评中国政府的人被逮捕和拘留，藏人被中国官员屠杀，媒体和政治言论继续得到压制。

世界看到了中国富人的优先权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自豪。奥运会高级赞助商，包括可口可乐、联想、麦当劳等，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合作责任。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行动显示出的冷漠态度，也向人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优先事项所在。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大事，也是全世界优先考虑的事情的反映。今年，人类把自豪和名声摆在了优先于其他基本需求之上的位置。2008 年奥运会将永远代表贫富差别、社会不平等，而我们不仅是这个不平等社会的一员，也是这个社会的创造者。

作者 Srinivas Murthy值得一提

任何跨国的媒体聚会，不论目的，都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政治评论，最近的奥运报道关于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基调接近强硬外交政策的比例。虽然知道中国要走过一段很长的路程才可以被视为一个与其他主要大国一样的现代化人权国家，但还是失望地看到西方民主大国假装正经地为他们的纪录表示震惊。目前西方列强的全球地位已几乎完全建立在支持国内和国际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基础上，而中国仅仅是追随他们所开辟的道路而已。相似之处既是惊人的，又是影响深远的。制止获取信息回应了20世纪初英国政府封杀媒体以确保民众支持其殖民政策，特别是在印度。
不经公平审判即关押无辜在整个20世纪西方世界已经有几十个例子，从共产主义政治迫害到目前的关塔那摩湾的灾害。中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殖民主义的协议，与比利时在同一地区的开采相比是人道的。中国从处理种族灭绝的苏丹领导人中获得资源收益有其先例，冷战时代的美国支持任何愿意站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和以低廉的价格销售其商品的暴君。当今的时代使这些轻率的言行更明显的在全球舞台上显现出来，争论并不否定过去弊端的存在和重要性。一个转型中的帝国对整个地球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野兽，有史以来一直这样。没有办法说中国目前的行为应该得到宽恕，但是没有将它放在对其进行指控的国家事先违例的背景内，我们就只是重复历史，而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新知。跨越到一个更高的道德飞机上而不承认过去，除了助长在现代演讲中盛行的自以为是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在1998年,两个运动丑闻导致了标志性的变化—改变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运作。当年7月,环法自行车赛的兴奋剂丑闻使得人们意识到Festina队和其他队被从赛场上驱逐出去的原因是藏有非法增强性能的药物,这促使国际奥委会下一年建立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依据在12月披露的信息,因为国际奥委会官员收受盐湖城申办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组织者的贿赂,所以在国际奥委会内成立了一个道德委员会。

当然,侵犯人权的奥运会主办国家应该受到同样毫不含糊的不容忍政策的制约,就像国际奥委会在兴奋剂和受贿问题上所展示的一样。考虑到国际奥委会迅速并且彻底的回应这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自然会期望该组织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来避免类似的丑闻再次发生,并应对中国违背有关人权的承诺。

采用普世人权标准将向国际奥委会会员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参与奥运会特别是举办奥运会是不是一项普通权利,而是一个特别权利,这和每个会员国去尊重和保护奥林匹克价值观的责任,包括人权是密切相关的。这样的责任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边界之内,他们也必须适用于其国际活动和关系。毕竟,奥林匹克主义在奥林匹克宪章里面是被界定为“生活的方式”,这种适用超出了每四年的两个星期比赛以及一个国家的边界。

2010年在温哥华的冬季奥运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加拿大可以重申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中国缺乏真正的人权义务的承诺和行动使奥林匹克运动条款在完整与尊重上付出高昂代价。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组织委员会的奥运承诺,把人权放在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聚焦中心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对恢复奥林匹克运动已失去的尊严的一个宝贵贡献。

Rémy M. Beauregard
President
Rights & Democracy

我们应当关注有一件事,那就是中国政府几乎可以肯定在互联网的监视和审查的竞赛中赢得金牌。自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在监控网络和监禁那些把网络当作一个自由表达平台的人士方面处于世界领导行列。然而,通过技术和我们的声援的帮助,中国网民才可以突破长城防火墙。

在中国网络警察的人数在数以万计。他们定期监视网络和在全国性的黑名单当中添加新的网站。谷歌Google(或类似网站)可迅速协助寻找新鲜出现包含“破坏性的信息”的网站。监视互联网通讯主要是通过禁止关键字来运作。如果你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法轮大法”或出现在使用tomskype (中文版本的Skype )的谈话当中或这些字眼出现在任何网页的内容里面,那么相关的连接将被防火墙打断。

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来规避互联网的检查和保护自己免受数字化监控。一个想法可能是采用图形的方式在网上发布信息。打印出你的文章,再用你的数码相机拍下照片,之后用JPEG文件的形式上传。这将防止搜索引擎和防火墙过滤器查阅你的文章的内容,网络警察将会花更长的才能找到。

人们应当使用通过SSL服务的网页邮件。这意味着登录之后和整个过程期间都将维持“https://”状态。监视电子邮件信息内容将成为一个更为困难去达到目标的任务。博客发表帖子和网站发表文章都应当通过这种网页邮件服务。谷歌G电子邮件服务也完全可以通过SSL服务,如果你一打开网页就使用“https://mail.google.com/”。其它如此有特别安全考量的邮件服务网址有:https://mail.riseup.net , https://fastmail.fm , https://bluebottle.co.uk 和 https://vaultletsoft.com 等。

目前为规避互联网检查的最好解决方案,是那些依赖于“西方”计算机作为网关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如果你有朋友或亲戚住在中国,通过一套Psiphon( http://psiphon.civisec.org )软件在你自己的电脑创建一个代理服务器供他们使用。即使你在中国不认识任何人,安装了Tor( http://torproject.org ) 软件和注册成为在Tor的匿名网络下的一座桥。这将有利于那些生活在有互联网限制区域的人士,使Tor网络实际上几乎是无法被屏蔽的。

更加多信息请参阅:http://equalit.ie/secbox 。

Dmitri Vitaliev先生是人权和独立的媒体组织的信息安全和战略顾问。他是“人权捍卫者–数码安全” 系列非政府组织安全团队手册的作者。

索南多玛激动地来到拉萨,她已被接纳为一小尼姑庵的新成员。在她18岁的时候,她期待着她在西的首府的新生活,工作和学习。索南成长在拉萨东南的一个小农庄,这个地方的藏族文化传统,仍然保持相当完好,他们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即使西藏的其他部分-也是微乎其微。她在拉萨只有几个月,但她的世界却永远改变。

在4月一个下午,一群中国官员来到了尼姑庵和指控这些尼姑参加了最近的街头示威。尼姑庵的住持,这名老妇在接近她的八十岁生日时,被带走了。这些官员,都是男人,在尼姑庵住了下来并开始 “爱国再教育”的工作 。

再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当然索南也不例外。每一天的几个小时,她受到政治灌输和强迫谴责她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一个说谎者和祖国的背叛者。她完全抵制,不理解这事为什么。

与生活在拉萨周围的百年寺庙-著名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僧侣相比,索南的困挠依旧不算什么。而不是灌输,他们被限制外出,断绝食物和水源。有些僧侣因此死于饥饿,不过他们依旧如索南一样拒绝妥协。

在7月8日,中国奥运会前的一个月,索南和她在尼姑庵的朋友们被当局带走。他们与其它1千人被放置在列车上,被带到了未知的地方。据报道,他们现正被囚禁在遥远的城市格尔木或.西宁 。官方媒体说,在奥运会结束之前,他们将被禁止与外界接触。他们将永远不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宗教场所。

索南悲痛的母亲已设法沟通在印度的朋友, “我的女儿怎么会是一个中国的威胁？ ” 她的哭喊道。 “奥运会应当是带来幸福,而是给他们带来的只有悲哀” 。

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五千年创造性的文化传统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艺术和文学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现了极其深刻的美学价值和重大意义。中国的辉煌文化是全人类的一个持久的遗产。

必须通过一个普世公认的法典来确保人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想法，并不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传统的观念。事实上，作为当代人权阐述基础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且宣告生效的，迄今只有60年的历史。而严峻的事实是，所有古老的文化在其历史上都有残忍暴虐、滥用司法、虐待某些特殊群体和迫害那些具有不同的精神信仰或政治意见群体的不光彩遗产。但另一方面，所有古老的文化都有对个人尊严予以极大重视的传统。在中国儒学思想当中，“仁”是基于承认他人价值的一种美德。孔子曾经强调，每个他所遇到的人，不论地位或生活形态的异同，他都会从“仁”的立场出发，予以一视同仁的尊重和考虑。

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把集体的权利放在个人的权利之上，因此在评判中国政府时不应采用人权标准，因为这是一个“西方”的观念。

但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且实际上在中国的宪法当中也有明文规定。目前的中国政府侵犯工人组织自由工会的集体权利和打压少数民族（如藏族和维吾尔族）的集体政治和文化权利的行为，使得前述论点空泛无力。这种论点的真正动机似乎是不让人权理念发挥其强大的力量，从而使中国政府以及领导人可以针对某些公民任意胡为而不必承担责任。

归根到底，人权是要保护和维护人类的尊严。因此在这点上，儒家和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是相通的。人权是所有弘扬人类价值观念的伟大文化传统的现代表达方式，其中也包括中国自己的伟大文化传统。

查尔斯伯顿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古代思想史项目并且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前外交官,现任教于布罗克大学。

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尊重其公民的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被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批评中国侵犯宗教自由所误导深感遗憾。

中国的宪法的确承认其公民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也保障他们有不相信宗教的权利。国家宗教事务局只认可五个国家性宗教团体*，故那些不被认可宗教团体的活动就要当心了！因为这些不被认可的宗教团体往往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局势之中，他们的处境完全取决于公务人员的意志变换，公务人员可以决定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属于“封建迷信”而必须被取缔，或者更糟的是，可以以他们是“邪教”的一部分为由而进行打压。即使是那些有幸生活在一个相对宽容的官员管辖地区内的民众，在当地政府换届之后，也无法肯定他们的自由是否将会被继续尊重。

侵犯宗教自由在中国并不仅仅限于那些想继续追随精神领袖的藏族民众，同时还影响到视教宗为至高无上领导人的天主教徒，以及喜欢在家庭教会里面聚会而不是去有党员干部监控的注册教堂的新教教徒。

宗教自由的侵犯还特别影响到了那些继续从事被国家视为可疑宗教活动的公民，而这些信众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共产党，一个无神论者组织，竟然认为自己有资格去确定什么是“好的宗教”，这真是天大的怪事！更加荒诞的是，共产党竟有权决定谁应成为下一个转世的达赖喇嘛！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达到这一目标，全世界都应该为其拍手叫好。中国宗教信徒和不信教的中国其他民众一样，赞成这些目标。然而，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其声称的理由是基于共产党的无神论思想。然而，正是这个党已决定欢迎商界人士进入其行列，尽管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是社会主义。在这样做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丧失了大量来自愿望良好的公民的热烈支持。

* 即：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

André Laliberté 是渥太华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系。

是中国的普通公民利用现行法律作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公民运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标志维权运动正式浮出水面。孙志刚是一位年轻工程师，因未随身携带临时居留证而在广东的拘留所里被殴打致死。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网民的抗议运动。从消费，到住房、土地、环境、教育，直到新闻、选举……无数的市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和商人在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抗拒常常是联手侵害公民正常权利的贪腐官僚和非法商人，捍卫自己的权益，推动着中国的法治和民主的进步。

这场运动既是以往民主运动的深化，也为民主化发展和国家法制建设奠定着更坚实的基础，同时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文化，人权理念和权利意识由此得以在民间生根发芽。在这一过渡时期，国家政权为确立其合法性而提出的“依法治国”国策，为这一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但在现实中却对中国民众维护人权的呼声进行打压。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这场国家权力与公民维权运动之间的博弈如何演变。

张伦（Zhang Lun音译），社会学家和人权活动家，撰写过多部关于当代中国的书籍和文章，特别是 “毛去世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Intellectual Life in China since the Death of Mao”）以及“转型中的中国” （“China in Transition” ，与 Aurore Merle 合著）。

20多年的迅速工业化进程已经给中国的人居环境带来了持久变革。一排排厂房和废弃电脑堆积如山的垃圾场也许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就，但这些工业化迹象也使我们注意到现代化的环境成本。

工业化不但使中国的自然资源状况退化，而且危及那些受影响地区居民的健康。当然，中国政府声称它已经准备采取措施，但由于财政问题是首要问题，因此新条例的制定工作往往被顺理成章地一拖再拖，甚至被束之高阁。

上述情况常常使得普通老百姓成为推动变革的真正动力，但采取积极行动也并非没有危险。举例而言，吴立红为保护太湖而斗争的事迹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许多情况。太湖作为中国境内的第三大淡水湖，对该地区的农业具有关键作用，也是江苏和浙江两省200多万居民的饮用水来源。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湖边大部分地区工厂林立，已经使太湖水质日益恶化。

2000年，由于厌恶当局对太湖污染问题所采取的放任态度，吴立红开始积极活动，在媒体上发出广泛呼吁，并且长途跋涉亲赴北京，呼吁政府实施保护太湖的计划。最初，他的积极活动赢得了媒体和中国环保人士乃至党员干部的赞赏。2005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甚至称其为“环保卫士”。

但是，吴立红针对地区工业所发起的环保运动很快就使自己陷入逆境。2007年8月，他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对他的指控至少是含糊不清的：他的罪名是敲诈一位太湖企业主的钱财。

吴立红只是中国新型平民活动家的一个例子；但他的案例也显示了这类人士在中国的脆弱地位。这些活动人士可能会受到祝贺和赞扬，但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他们的要求也无人过问。

凡勒丽尼科尔（Valérie Nichols）目前在香港大学读法律，以前她曾学习过中国历史。